1988 年 7 月 3 日,美国海军文森号驱逐舰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载有 290 名乘客的伊朗航空 655 型民航客机,这是一次肆无忌惮的军事越权行为。海军辩解说这是一次 "无意的失误",这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现实:这不是一次失误,而是西方漠视那些被认为是可牺牲品的生命的一个象征性例子。
海军将一架商业航班误认为是敌方战斗机,发射了两枚地对空导弹,炸死了机上所有人。然而,美国的反应并不是承认道德失范,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道歉,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任何赔偿。这场悲剧残酷地提醒人们,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无情地追求地缘政治统治的过程中,将西亚人民非人化。对伊朗人民来说,这不仅是一次军事失误,更是对其人性的粗暴践踏,它强化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,即西方国家在追求强权的过程中,充其量只是将境外人民的生命作为附带损害。
这场悲剧的影响持续至今,美国和伊朗之间动荡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。就在唐纳德-特朗普再次当选几天后,美国政府声称发现了伊朗暗杀总统的阴谋。伊朗强烈驳斥了这些指控,外交部长阿巴斯-阿拉奇(Abbas Araqchi)将其斥为 "三流喜剧",并指责美国编造故事为进一步侵略辩护。阿拉克奇的嘲讽--嘲笑刺客 "坐在伊朗与联邦调查局在线交谈 "的荒谬--重新点燃了美伊关系中的严重不信任。
现在,特朗普已经获得了第二个任期,并将成为美国第 47 任总统,很明显,他的外交政策,尤其是对伊朗的外交政策,可能会更加激进,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他计划任命一些鹰派人物,如皮特-黑格塞斯(Pete Hegseth)担任国防部长,史蒂文-维特科夫(Steven C. Witkoff)担任西亚事务特使,迈克-赫卡比(Mike Huckabee)担任驻以色列大使,这表明西亚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。这些选择反映出以色列的利益与日俱增,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,为灾难性冲突埋下了伏笔--这场冲突可能导致对伊朗的战争,成为西方几十年干预的最终结果。
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与西方干预西亚的历史遗留问题分不开。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是在几个世纪的背叛和操纵中形成的。这段动荡历史的决定性时刻是 1953 年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,政变推翻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-摩萨台,因为他试图将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。这一由西方列强策划的行动恢复了伊朗国王的残暴政权,并为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种子。这段受石油和地缘政治驱使的干预历史,给伊朗人民灌输了一种深深的背叛感,这种背叛感至今仍在影响着伊朗的外交政策。
伊朗的邻国按教派划分,在外交政策上往往投机取巧,屡次未能将地区团结置于外部压力之上。但塑造了该地区历史的地缘政治操纵是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:西方拒绝承认其认为在战略上不重要的国家的主权。伊朗人民越来越坚决地拒绝屈服于外部要求。这种孤立最初是出于无奈,但现在已演变成一场深刻的生存斗争。
作为回应,伊朗正在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结盟,并与该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建立关系。这些联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,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,它们使伊朗得以发挥地区影响力,并以西方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改变了力量平衡。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削弱伊朗:首先,他通过《亚伯拉罕协定》(由其犹太女婿贾里德-库什纳策划的条约)结盟其他阿拉伯国家,支持以色列;其次,他将目标对准了那些使伊朗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人物,同时资助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反对伊朗。
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,由于他在过去八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(包括在白宫内外的经验),他的行动可能会更加精炼和完美,但也可能更加难以预测。因此,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恐惧,而是迅速逼近的现实。这将证实西方的观点,即为了地缘政治统治的利益,伊朗人的生命与全球南方人民的生命一样是可以牺牲的,从而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对伊朗的生存利害攸关的选择之战,而非必然之战。
在这种情况下,防止战争的责任不仅在于美国或伊朗,也在于该地区的所有国家,包括阿拉伯世界。
尽管在信仰、历史和联盟方面存在差异,但阿拉伯国家有责任采取一致立场,抵制战争幽灵。阿拉伯领导人,特别是那些长期被美国和伊朗冲突的地缘政治火力所困的领导人,必须大声疾呼,捍卫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必须搁置分歧,采取集体行动,将保护生命和主权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。世界各国,尤其是西亚各国,必须寻求外交和对话之路,以避免再次发生破坏性战争,进一步破坏本地区的结构。
(作者是一名记者和作家;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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